沒有國族,談何民主?

香港有一個怪現象,那就是人們渴望民主,卻拒絕國族。對國族主義的偏見,倒不是香港獨有,法國總統馬克龍年前就曾經說過「國族主義是對愛國主義的背叛」這樣的話來反擊極右民粹勢力。不過現在法國基層天天鬧罷工,他們眼中馬克龍才是法國人民的叛徒。在很多自由派眼中,國族就是落伍的代名詞,是挑起戰亂的元兇,不拒絕它就顯得不夠進步。

愛國心和國族認同的分野,其實沒有那麼涇渭分明。愛國主義其實是一種國族主義,兩者具備共同根源,例如美國獨立黨人就被稱作「愛國者」,抗衡親英的「保皇派」。兩者背後的原理,就是主張國家應該由一群具備共同歷史和政治命運的人來統治,並以人民福祉為依歸。所以,國族主義就是反對外族或一小撮人把持政權的政治主張,要把王權、帝國、貴族政治、獨裁統治和外來殖民政權革除。

很多人混淆了國族狂熱和國族主義的政治原則,把民粹、國族、排外、極右、法西斯、種族主義一大串東西縫紉起來,當作一個整體現象來批判。但是,國族主義並不是一種盲目的情緒,而是為政治共同體提供合法性的原則,我們不能武斷地將它從政治結構中取消。政府權力來自憲法,憲法由國族這個主權者所制定,而國族的存在就為國家權力提供了合法依據,這就是主權在民的意思,也是憲政的體現。

主權在民的原理就是社會契約論,即是人民與政府約法三章,割讓部份個人的自然權利,履行一些義務,從而換取共同體內的政治權利。至於憲法則是社會契約的一種形態,也國家權力的來源;它由人民所訂立,用來約束政府,防止濫用權力。憲政主義主張,政府權力皆由一套基本法律所出,亦由該基本法律所限。由主權者制定的憲法以及相應的制度,就是代議民主的基石。那麼,問題就是究竟誰是這個憲政政治秩序的主體?誰是主權者?

國族主義是實現民主的條件;沒有國族,就談不上有民主。國族解決了民主的基本問題,那就是「政府以誰的名義統治誰?」「作主的人民是誰?」也就是說,國族劃下了政治共同體的邊界,定義了政治秩序中的主體,確認了國族和民主兩者的連繫。具體地說,國族就是一項分配政治權力的準則,通過區分公民和外人,來保障共同體成員間平等參與政治的權利,例如投票。自啓蒙時代以來,平等和國族兩者就是相依共存的主張。民族國家消除了統治階級的特權,政體由人民不分地位共同擁有,才得以實現同等的公民義務和權利,例如法律(也就是來自於人民的公權力)面前人人平等。

國族主義也是分配公共資源的指標。國族解答了政治的基本問題,那就是「誰在何時如何得到甚麼?」有賴國族成員之間的互助以及共同歸屬,即使人們素未謀面,也願意守望相助,例如用公共福利來濟弱扶傾。社會福利和民族國家興起也是密不可分,俾斯麥以福利政策使普羅大衆離棄了共產主義,順道營造對德意志國族的政治忠誠。我們可以倒過來看,分配公共資源的操作,實際上就是在劃分共同體邊界,衡量哪些人有權利獲取社會資源。至於當代歐洲福利國家的淵源,則不在於十九世紀的國族狂熱,他們大多在戰後建立,倚仗共同苦難經歷來團結國人,重建家園。

試問,若果國家不由本國人民統治,那麼該由甚麼人來統治?這就是試圖迴避國族的人必須回答的問題。器若不存,道亦不復;若果拒絕了國族,又沒法設想出一個新主權者,那麼現代國家的政治秩序就隨之遁亡。以爲揚棄了國族認同也無礙實現民主,那就是自欺欺人,因爲你把政治共同體的邊界也一併取消掉了;但凡支持憲政共和、民主自治的,就是實質的國族主義者,因爲你必須構想一個國族主權者的存在,才能在此權力基礎上建立民主制度。

這恰恰就是四十年來,香港民主運動的弔詭之處——追求民主制度卻不敢爭取主權。矛盾在於,中華國族主義解決不了實在的中港族群衝突,也沒法按照劇本建立民主中國來庇廕香港,只可以用普世價值的論述來得過且過。二零一零年代初,中港衝突就在公共資源分配亂局和本土利益受損的情況下爆發,雙非嬰兒、新移民攞綜援、全民六千蚊、宜居灣規劃、自由行、水貨客等事件,逼使香港人重新思考政治共同體的疆界和定義。

於是,本土思潮就在這個困局中衍生出來,釐清了香港人的本位意識,開展了捍衛自治的鬥爭。本土運動的實際效果,就是先促成了大中華至到本土認同的轉化,繼而將民主運動擢升為香港國族的獨立革命。所以說,中華愛國民主運動回天乏術,加上劇烈的中港政治、經濟、文化融合,直接催化了香港國族主義的誕生。

本土就是國族的前奏。本土意識和愛國心的差異,就是差着能不能看透問題的癥結——主權誰屬。而這個國族昇華的轉捩點,就是意識到一國兩制之下根本沒可能實現民主,不脫離中國只有死路一條,不確立自身的國族主體也是坐以待斃。我們要獨立建國,重新立約,實現民主,就不得不建立香港國族認同,據之為釐定共同體的邊界。這樣才是負責任的革命者所為。

開埠一百八十年二月三日